吴震教授莅临我院作题为“现代中国哲学建构中张东荪的贡献及其限制”的学术讲座

2024-07-10 17:11:00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点击: 收藏本文

2024年6月13日下午,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座“现代中国哲学建构中张东荪的贡献及其限制”在图书馆六楼尚书房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会会员吴震先生主讲,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雷静教授主持,学院教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吴震教授谈起本次讲座主题缘起,在对熊十力的研究当中发现了熊十力与张东荪就中国哲学的本体问题进行了信件往来。吴震教授认为,虽然张东荪在学术上贡献有限,但他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建构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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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教授)



张东荪其人

张东荪与冯友兰、熊十力等一众近现代的开创性人物相比,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有较为突出的特点。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对张东荪进行了客观上较高的评价,认为“张东荪在引介西方哲学方面‘影响最大’”;1945年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张东荪的评价作了低调的评价处理,认为“张东荪哲学‘大概要算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但其由于自学,在方法上“稍欠谨严”;1935年孙道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将张东荪归为“二家八派”的“新唯心论”的“领袖”,并评价其为“由西洋哲学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整体来说,张东荪以西化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其思想以1936年为界,之前主要译介西学,1936年之后则进入了建构知识社会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吴震教授补充了贺麟的评价,指出贺麟先生未提及张东荪东京大学哲学专业出身这一知识背景;同时增补了孙道升是文作于1935年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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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老师)

 


张东荪、熊十力中西本体之辩

吴震教授认为,张东荪做中国哲学的特色有两点:1、沿用西方概念来考察中国哲学;2、缺乏对中国哲学专业性的内部关照。而这也符合20世纪30年代做中国哲学的特色:既受西学影响,又要建立起哲学体系。

因此,张东荪对中国哲学的思想轨迹由早期的“中国无本体论”演变到晚年“中国无哲学”,认为宋明儒是“阳儒阴释”,只讲伦理而不讲本体,以西学分析的视角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本体论,中国哲学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三者浑一的态度被西方认为神秘主义而鄙视,但他也承认三者浑一是中国哲学的优点所在。熊十力在对他的回信中回应,“阳儒阴释”的观点是“老调重弹”的歧视,在事实上抹杀了宋明儒在方法和内容上对孔孟儒学的继承;而儒学所关注的道德法则有“玄学”(本体)根据,且是通过“体认”的方式“见体”。张、熊二人之交流,变相反映了中西哲学之辩,以及何种意义上儒学符合西方哲学之标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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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教授与哲学系老师讨论)

 


张东荪的本体观

而事实上,张东荪早在张熊之辩前的1934年转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他认为,按照形而上学是追求终极、绝对这一标准,只有老庄道家有形而上学;依据柯林伍德《哲学方法论》的观点,认为现象与本体是相涵摄的,并由此联想到老庄道家。因此,他对道家哲学的观点有二:

1、道家有无相成、互相涵摄的观点又与斯宾诺莎“样式即本体”的观点相合。张东荪反对“道即是无”的结论,进而将道分析为“行历”(Progress)、“原则”(Principle)两个意思,合为“行历中又有不变的原则”,这种理解是受到怀特海“以行历为最终实在”观点的影响。

2、用黑格尔“化成”(Becoming)的概念分析道“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过程。绝对精神含有“动发”因素,“纯有”发生外化。“纯有”最终指向本体论,行历最终指向宇宙论,二者合为“宇宙本体论”,用以指称朱子的形而上学。

吴震教授总结道:总的来说,张东荪意识到近代西方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质疑,但是不赞同拒斥本体论,认为应当吸收实用主义、柏格森创造论。正面来看,他紧跟近现代西方哲学新观念;反面来看,缺乏对儒学本体论的全面关照,没有中国哲学的知识基础。

 

张东荪从“文化基型”看哲学

吴震教授进而指出张东荪对中国哲学的两个看法:1、从语言角度分析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2、中国哲学思维特征是泛象论。

张东荪认为,汉语当中主语不分明,无主体观念,进而谓语不成立,也没有时态的设定、没有逻辑命题;英语当中的“is”具有“to exist”的含义,一转而成existence。汉以后道家形而上学衰落,宋明儒回应佛学形上学的努力并不成功,道家在中国文化上成为绝响,使得中国形成了“语言上不重主体,哲学上不重本体”的思想特征。但1938年出现了思想上的转向,即从认识论转向知识社会学,并以此看待中国哲学。他在自己的知识论体系当中总结:在西方知识之外还应有其他类型的知识。冯友兰先生在1937《论民族哲学》批评张东荪的上述观点,认为张东荪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陷入了“言语左右思想”的窠臼。吴震教授分析,冯友兰先生的目的则是追求普遍公共义理,普遍哲学的立场则是要解析掉语言的限制;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是接着具体的民族哲学讲,在这个角度,哲学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张东荪回应,认为言语与思想同表现为一个“文化基型”,“文化基型”即指向民族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是西方文化,中国没有哲学。这就表现出张东荪的思想由早期的普遍色彩,转而关注民族性与特殊性,某种意义来说,与冯友兰的“民族哲学”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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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教授与哲学系师生)

 

讲座最后,雷静教授对吴震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和高度评价。在讲座后的讨论环节,吴震教授回应了师生“当下哲学的建构应当以西解中还是以中解中”、“是否应当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同情理解”等问题。至此,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多名同学请吴震教授在新书上题字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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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教授在新书上题字留念)


 

采写|韩金源

图片|丁思雯

排版|罗建超

初审|罗建超

复审|雷静 孙楹

终审|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