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0日-21日，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举办“古希腊思想及其在德国哲学中的效应”研讨会，在文科楼211讲学厅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山大学等9所院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20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幕，开幕式由张云翼老师主持，闫坤如院长与陈晓斌副院长分别致辞。
（闫坤如院长致辞）
（陈晓斌副院长致辞）
闫坤如院长首先向参会学者致以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华师哲社学院的办学历史与发展状况，表达了学校学院对于青年英才的欢迎以及对此次会议的重视。随后，陈晓斌副院长紧接着介绍了会议的创办背景：既是从“古希腊思想与文化”这门通识课程中延伸出此次研讨会，实则是从这一思想主题中才孕育出这一课程，而各位与会老师的思想交流无疑将提升这一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最后，陈晓斌副院长以马克思的学术起点为例，总结性地强调了会议主题，即古希腊思想对德国哲学之发展的重要影响。
开幕式后进入报告环节。20日上午第一场报告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晗副教授主持，多位老师围绕亚里士多德及其与德国哲学的对话带来了精彩的观点分享。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李志龙以《动力因、效果因抑或来源因——重释亚里士多德运动学说的“ἀρχή κινήσεως”》为题作报告。基于对机械论世界图景中目的论之地位的反思，他指出，亚里士多德动力因概念中包含了“效果意义上的原因”与“来源意义上的原因”的区分。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细致解读，他批评了用因果性理解亚里士多德之原因的传统做法，转而主张以“本原（ἀρχή）”概念作为入手处，并将本原的六层含义区分为“内部与外部关系”以及“所由之与所向之”两个维度。在解决机械论困境上，他引入了莱布尼茨的方案，认为其理论试图在机械论框架下重新引入目的因，因而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某种回归。
（李志龙老师作报告）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甘从营的报告题为《承载时间的是运动、心灵还是时间实体自身？——从亚里士多德对时间问题域的敞开出发》。他指出亚里士多德“时间是关于前后运动的数”这一定义不仅包含时间的客观维度，也蕴含了时间的主观维度，而且是以“现在”为桥梁对主客观时间的统一。然后，他从运动的前后、心灵变化的前后、时间的前后的关系中，揭示了亚里士多德时间统一之疑难与摇摆。最后探讨了奥古斯丁的主观化、牛顿的绝对客观化、爱因斯坦的相对客观化思路对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时间疑难的回应路径。
（甘从营老师作报告）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黄乐昕以《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机运”（τύχη）概念的阐释》为题，首先阐释了“τύχη”翻译为“机运”的合理性，随后追溯了海德格尔研究的起源。从海氏对传统形而上学将存在理解为恒定在场的制作模式之批判出发，她展示了机运、自发与偶性如何被融汇为“共同带有状态”（Mithaftigkeit），以描述此在最原初的存在境况。她认为，尽管新的解读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文本精确性并淡化了伦理维度，海氏的阐释也不失为一种创造性地挪用，机运得以从边缘化概念提升为核心存在论现象，能够提供一把撬动传统在场本体论的钥匙。
（黄乐昕博士作报告）
汇报过后，老师们围绕牛顿与莱布尼兹关于时间本质的争论与爱因斯坦观点的可能关联、亚里士多德中“技术”概念翻译的统一性及其在现代语境的适用性、机运概念中从上手状态失效到本真决断的过渡逻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甘从营老师表示，未来将专门探讨现代技术维度这一在报告中未多作涉及的重要问题，同时强调，在严格文本理解与问题域拓展之间需要寻求平衡。而关于牛顿、莱布尼兹与爱因斯坦观点的关联，他指出，爱因斯坦的观点实际上介于两者之间，既受莱布尼兹之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影响，又保留了牛顿的某些元素。黄乐昕博士则回应了《存在与时间》中具体伦理实践讨论的缺失，这是未来研究需要深入的方向。
第二场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凤娟教授主持，多位老师继续共同激荡起古希腊思想的涟漪。
南开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邓向玲以《美善分离还是合一？——试论普罗提诺哲学中的美善关系》为主题展开报告。她明确了普罗提诺美学并非传统意义上限定在感性领域的“感性学”，而是将美作为第一本源的研究，且美与善在古希腊语境中均具超越性。随后，她追溯了美善关系问题的历史脉络，并针对两者间看似矛盾的观点，提出了区分“肯定意义的美”与“否定意义的美”的解决思路；美与善在普罗提诺哲学中并非分离，而是作为“可传递的超越属性”从太一逐层递减流溢。最终她指出，普罗提诺构建了一种形而上学化的美学，美既是从太一向下照耀的存在之光，也是灵魂拾级而上的回归之路。
（邓向玲老师作报告）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余慧元作出题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对德国认识论的影响》的报告，主要围绕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理论及其在康德、胡塞尔等德国哲学家认识论中的应用与演变展开分享。在剖析形质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亚里士多德未将形式论直接转换为认识论框架之缘由，并撰写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视角，分别考察康德将形质论论应用于认识论以及胡塞尔通过本质直观实现从质料到形式的飞跃的模式。最后，他强调认识论可能具有统一的基础，形式与质料可相对区分，却不应简单对立。
（余慧元老师作报告）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延宇以《亚里士多德论美与善的统一性》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美”（καλόν）的概念具有三种基本形式：秩序（τάξις）、匀称（συμμετρία）与限定性（ὡρισμένον），其贯穿了理论科学、实践科学与创制科学所有领域。据此，他在伦理学的领域中探讨德性之美的体现，指出伦理德性的目的是美，就在于它已经包含了具有逻各斯的尺度，但其尺度本身仍需明智来提供，而明智是针对善的，这就进一步引出了美与善的统一性问题。最后，他结合黑格尔对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之定义，依循李尔对 καλόν 的目的论解释进路，强调美就是善的显现。
（裴延宇老师作报告）
本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们围绕美善统一、亚里士多德与普罗提诺对美的定义、普罗提诺哲学中否定神学与肯定神学的双重维度等问题分别发表了看法。邓向玲针对普罗提诺提出的“绝对的超越性”指出，太一与其生成物之间既断裂又关联，从而保持了灵魂-努斯-太一之间的理性路径。此外，她根据一、多与美之间的关系，提出一是美的充分条件，而多则是美的必要条件。裴延宇则认同了普罗提诺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美的定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对美的探讨集中于伦理学的领域，这对应于普罗提诺哲学中的可感物层面的美。
20日下午第一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邓定主持，围绕古希腊哲学在现象学中的效应进行讨论。
第一位报告人是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张云翼，报告题目为《如何理解海德格尔之转向——从Metontologie说起》。他的报告基于海德格尔思想之转向，以Metontologie的概念为切入点，着眼于其对基础存在论之超出及二者的统一。首先，他追溯Metontologie的出场背景，指出时态性的提出将此在与其他存在者的在世关联展现出来，从而催生了指向存在者之整体的超存在论。接着，他对存在者整体（das Seiende im Ganzen）这一概念进行辨析，指出其提出源于基础存在论中此在之超越的何所出疑难，同时分析了其“整”与“全”的两个面向，进而阐释存在者整体与世界、根据、真理等基本问题的关联，最终揭示“超”对“基础”既继承又超越的双重意义：既是对存在论基础的回溯，亦是对其界限的超出，超存在论是对存在之追问的目标而非终点，其最终指向仍然是存在一般或者本有。
（张云翼老师作报告）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李红霞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亚里士多德论“技艺”——兼论海德格尔技术思想对此的批判发展与当代启示》，该报告聚焦于亚里士多德对“技术”（technē）的论述及其对当代技术文明的启示。她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植根于其本体论与目的论框架，将技艺界定为一种与制作相关的理智德性，是灵魂把握真理的五种方式之一。技术作为制作（poiesis）过程，体现为形式赋予质料、潜能转化为现实的活动，其本质在于模仿或补充自然，既遵循自然规律，又实现人所需而自然未直接提供之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技术内嵌价值维度，以善为目的，但其作为理性潜能具有双重效应，善恶结果取决于运用者的道德选择与实践智慧（phronesis）。因此，技术活动需受中道（mesotēs）原则约束，以伦理德性引导，确保其趋向有益发展。最后，她指出，相较于后世海德格尔强调技术本身的“集-置”力量，亚里士多德更重视技术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与责任归属，这启示我们在当代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须保持哲学反思，以价值理性引导技术实践，防范技术主义侵蚀人文尺度，实现技以载道、制以向善。
（李红霞老师作报告）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研究员雷天籁以《生生之力：刘咸炘论斯宾诺莎——兼与胡适、张君劢对话》为题作了报告，他的报告以刘咸炘对斯宾诺莎哲学的诠释为中心，探讨了斯宾诺莎思想在东西方哲学对话中的独特接受与转化。他指出，斯宾诺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象多变，但其“实体”概念始终是理解近代哲学演变的一条线索。他以民国时期的中国为研究范围，指出此时斯宾诺莎哲学被章太炎、胡适等人以佛道思想进行初步比附，但尚未深入。刘咸炘则突破简单类比，尤其受到胡适与张君劢的影响，聚焦于斯宾诺莎哲学中的“力”（conatus，即事物保持自身存在的努力）这一能动概念，将其与中国传统气论、人性论相融通，强调“生生之力”的持续性与创造性，从而在汇通中西的视野中重构斯宾诺莎的哲学意涵。最后他总结，刘咸炘的阐释不仅丰富了斯宾诺莎的中国面孔，更展现了一种以本土哲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诠释的路径，为理解中西思想的深层对话提供了重要范例。
（雷天籁老师作报告）
本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分别围绕超存在论与基础存在论的关系、存在者整体的理解问题、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道路的思想递进与变化与学界对斯宾诺莎的评价进行了提问与点评。张云翼老师表示，对Metontologie的不同翻译反映着对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研究的不同侧重；同时，他从基础存在论与超存在论相统一的视角指出，二者以相互交织的方式共同切入存在本身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存在问题有双重本源。雷天籁老师则指出，斯宾诺莎因其反理性的色彩而具有着浪漫主义气息，并与中国道家思想产生共鸣，从而在民国时期为中国文人所喜爱。
第二场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巧老师主持，围绕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对当今伦理问题的回应以及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存在论中的影响进行讨论。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付文博的报告题目为《论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蕴含的情境考量及其伦理应对》。他的报告旨在回应哲学情境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的行为归因批评。他指出，情境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以“情境归因”取代“美德归因”，其未能准确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内涵。他首先分析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认为其明确承认并充分考量了各类情境因素对行为的现实影响，同时也并未将行为主导权让位于情境，而是强调行为者的主体性，并积极提出伦理应对策略，旨在利用情境因素（如法律、习俗、情感机制）来塑造品格、引导向善。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此立场，在整合叙事、运气等情境维度的同时，始终坚持行为者对伦理生活的主导权。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内在地包含了对情境因素的系统考量与建设性回应，哲学情境主义的归因批评实为一种误读。该报告为澄清“美德-情境”之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付文博老师发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作教授以《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康德式的理性存在者？》为题作报告。他指出，理性存在者的根本特征在于认识能力的自发性与实践意志的自由。尽管人工智能在认识、实践等特定领域展现出高效能力，但始终缺乏真正的“自发性”，本质上属于“他律”，无法实现对整体概念把握与自我突破。他认为，即便人工智能未来在技术上实现更强功能，其道德地位仍无法与人等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其伦理关系实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延伸。最后，他提出应通过法律与伦理规范对人工智能进行约束与引导，而非赋予其与人同等的理性存在者的地位。
（刘作老师作报告）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凤娟教授以《康德的物质实体观》为题作报告。她指出，在前批判时期，康德主张物质实体兼具内部规定与外部规定，其存在与变化最终以上帝为共同本源与协调根据；而在批判时期，康德否定物质实体的内部规定性，将物质实体视为纯粹的空间现象，其变化完全由外部原因决定。在此基础上，她分析了以太概念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以太不仅驳斥了“空的空间”，并且在认识论层面替代时间成为经验表象持存性的基底，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前批判时期上帝的协调作用。
（刘凤娟老师作报告）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张文豪以《从“万物流变”到“存在—无—变”的动态演绎》为题作报告。他指出，赫拉克利特以“火”为本原提出“万物流变”思想，揭示了存在与非存在在感性经验中的动态统一，但其思想仍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上。黑格尔则通过《逻辑学》中“存在—无—生存”的逻辑推进，将这一朴素辩证法提升为纯粹概念的自我运动，实现从朴素辩证法向思辨逻辑的飞跃。他强调，黑格尔以“扬弃”方法重构赫拉克利特思想，既否定其直观性，又保存对立统一原则，使其成为“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必然环节。最后，张文豪指出这一重构虽带有目的论色彩，却使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成为辩证法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必然一环，从而为理解黑格尔哲学与古希腊辩证法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关键视角。
（张文豪博士作报告）
本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分别围绕情境因素内在矛盾、美德伦理学如何克服相对主义、康德对物质实体概念的界定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付文博老师表示，亚里士多德对情境的应对并非简单排除，而是主动运用情境以塑造有德性者；“公道”所要求的情境适配性是实现“中道”精确性的体现。刘凤娟老师指出，康德批判时期的物质实体概念应从范畴层面进行理解，而非指向物自体层面的实体。
21日上午第一场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张云翼特聘研究员主持，围绕新柏拉图主义在谢林哲学及德国早期浪漫派中的效应进行讨论。
第一位报告人是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徐逸飞老师，他的报告题目为《谢林思想中的新柏拉图主义遗产》。报告深入探讨了谢林哲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关联。他认为，谢林将有限“自我”提升为“终极之一”形式的要求，与普罗提诺的自身认识概念构成先验类比关系。在自然哲学层面，谢林将自然理解为由内在“创造性沉思”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终极之一界定为“大全一体”。在此基础上，谢林在艺术的提升功能、物质和流溢概念等方面，既延续又发展了普罗提诺《九章集》中的核心观点。最后，他指出谢林对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德国唯心论克服康德哲学二元论难题的努力。
（徐逸飞老师作报告）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严杭迪老师以《柏拉图与谢林的存在学说》为题作报告。主要聚焦于以《世界时代》为代表的中期谢林对于太一向宇宙整体实存的演进之论述，以及贯穿于其中的基本概念：存在者、存在、实存。其中的主要疑难在于，被谢林称为黑暗本原且作为驱动整个演进过程的存在（本身）或源初客体性在整个演化学说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它作为非存在者与存在者的关系是什么？严杭迪老师借助《智者篇》中的通种学说进行澄清，即非存在者的产生主要在于存在者与异的综合，异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使得非存在者可以与存在相结合。而在谢林的演进学说中，也正是这种否定性的力量参与整个现存世界的生成；并最终导向一种从太一中产生且由存在者与非存在者构成的双重本原动力学。
（严杭迪老师作报告）
中山大学哲学系周小龙副教授以《绝对者与历史性的化约与延异——德国早期浪漫派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化用》为题作报告（线上），进一步深入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接受问题。具体而言，浪漫派在研究具有多样形象，代表性诠释可分为三种：一是作为对费希特唯心论问题的揭露与克服；二是被视为费希特与斯宾诺莎的结合；三是被看作灵知主义的现代复兴。而周小龙则引入新柏拉图主义这一新的视角，通过挖掘浪漫派与新柏拉图主义接触的历史材料，探讨新柏拉图主义与浪漫派在哲学上的亲缘性，试图进一步澄清浪漫派哲学的特质并以此来综合已有的多种诠释思路。
（周小龙老师作报告）
本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分别围绕谢林“有限自我向绝对自我的提升”、浪漫派“外化与回归的延宕”与黑格尔的差异、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接触中介，以及谢林体系中“自我”与“自然”概念之联系、“非存在”的区分等问题展开讨论。徐逸飞老师就谢林的绝对自我问题进行回应，指出这种绝对自我确实只能被置于普罗提诺体系中的努斯位置，还不能等于超越性的太一。周小龙老师指出，对浪漫派而言区分时间与永恒维度不具合法性，因所谓的逻辑世界只是抽象概念，最终需在历史中实现。严杭迪老师认为，从“一不存在”推出“一包含异”来自《巴门尼德篇》第五组推论的结论，“一不存在”包含了“一异于他者”，“与他者相异”这个行为是由“一”做出的，并承认相关概念关联性需进一步探讨。
第二场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雷天籁特聘研究员主持，围绕哲学的生命教育与黑格尔逻辑学进行讨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李日容副教授以《哲学的超越性寻求与生命教育——基于康德与海德格尔之超越性学说的考察》为题作报告。李日容老师指出，超越性的寻求是哲学基本和终极的议题，既是哲学之基本使命，更是人性之基本要求和独特能力。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通过生命教育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人的这种能力。李日容老师借助康德和海德格尔的超越性学说来阐明超越性的不同层面以及实行超越性的可能性。无论是康德还是海德格尔，其中一条通向超越性的基本途径就是审美和艺术。超越性生命教育的本质在于超越性的实行，以此实现超越性的生命形式的“传递”，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来说，将学问融入生命本身之中，就体现了“薪火相传”的真正意涵。
（李日容老师作报告）
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江璐副教授以《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重新诠释》为题作报告，从黑格尔出发重新强调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德国观念论之间的关联。在《逻辑学》第二部《主观逻辑》的第三章《推论》中，黑格尔给予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一个辩证法式的解释，三段论，即推论（Schluss）被视为对概念（Begriff）与判断（Urteil）的统一。推论被视为“完全建立起来的概念”。然而，在黑格尔眼里，三段论不仅仅是形式的，逻辑的理性必须同时在本质上也与内容相关。推论的本质是各端的统一。因此，黑格尔将推论分为三类：实有推论、反思推论、必然推论。在必然推论中，各端的统一得以建立，逻辑则从主观转入了客观。
（江璐老师作报告）
本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分别围绕海德格尔前后期超越性之间关系、亚里士多德实质上对于黑格尔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张云翼老师指出了海德格尔前期对此在超越性之定位相对于后期存在超越性的不可或缺性。李日荣老师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强调海德格尔从前期到后期在超越性问题上的深化恰带给我们一种去践行或探索人性的其他可能性的信心。江璐老师就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作出回应。她指出第一个值得强调的是黑格尔在实在和概念之间的统一，即黑格尔实质上并没有一种二分的存在论，而亚里士多德则相反；另一方面就黑格尔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因素进行辩护来说，则可以从内在关系入手，即必然性必须要给予一种内在性的关联。
最后，由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凤娟教授发表闭幕致辞，向各位学友的参与和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在未来继续筹办类似活动大家能够继续交流。
（合影留念）
撰稿人：杨硕 潘育珊 易芷娴 黄嘉慧
摄像：潘俊希 林子楷
初审：张云翼
复审：陈晓斌
终审：闫坤如